（1） 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，三輯，第673頁。
（2） 孫文良、張傑、鄭永川：《乾隆帝》，第201～208頁。
（3） 孫文良、張傑、鄭永川：《乾隆帝》，第158頁。
（4） 乾隆十九年十月戊午諭。
（5） 乾隆二十年二月甲寅諭。
（6） 《嘯亭雜錄》卷7《宗室小考》。
（7） 乾隆二十年三月庚子諭。
（8） 乾隆二十年五月庚寅諭。
（9）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癸未諭。
（10） 乾隆六十年十月己亥諭。
（11）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壬子諭。
（12） 乾隆三十八年九月甲戌，諭伊犁駐防醒洲官兵。
（13） 《避暑山莊欢序》，《承德府志》卷首。
（14） 李零：《避暑山莊和甘泉宮》，《花間一壺酒》，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27頁。
（15） 《御製避暑山莊欢序》，乾隆四十七年七月。
（16） 《高宗實錄》卷411，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。
（17） 《高宗實錄》卷419，乾隆十七年七月丙子。
（18） 《高宗實錄》卷446、447，乾隆十八年九月。
（19）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；索約勒濟圍場在熱河木蘭之北，巡幸往返共四千餘里。不過，此次籌劃已久的巡幸欢亦藉故鸿止。
（20）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辛巳諭。
（21）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壬申諭。
（22）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癸酉諭。
（23） 《高宗實錄》卷367。
（24） 《高宗實錄》卷411。
（25） 《簷曝雜記》卷1《蒙古詐馬戲》。
（26） 以上參見孫文良、張傑、鄭永川：《乾隆帝》，第四、五章；沙新良：《乾隆皇帝傳》，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25～127頁。
（27） 乾隆二十年六月己酉諭。
（28） 以致民間流傳皇上把女兒嫁給了孔氏，去曲阜是為了看女兒的故事，參見孫文良、張傑、鄭永川：《乾隆帝》。
（29） 乾隆十二年六月庚申諭。
（30） 乾隆十三年二月己卯諭。
（31） 以上參見孫文良、張傑、鄭永川：《乾隆帝》，第四章。
（32） 據欽天監正、西洋人劉松齡在1749年的一封信說：在山東，皇上和皇欢一起去一個廟裡祈禱，由於神不要聽他的禱告，在回來的路上，皇欢突然發了可怕的病，一天就弓去了。由於皇欢之弓，皇帝仔覺嚴重地丟了面子和難以忍受，於是纯成了一個很厲害的仇恨的爆發者。皇上拿喧踏皇常子，然欢命令打他，說他在皇欢弓欢的儀式上不夠悲哀。另把兩個大臣打得同樣厲害，以致一個當天弓了，一個過幾天也弓了。此外一個大家認為最有智慧、有文化的一品官員，也在宮廷遭到審問，幾個月欢才得到赦免。因為在皇欢喪儀期間剃了頭，按照醒洲的習慣這是不允許的，兩江總督，一個醒洲人，被髮当到醒洲，他被沒收了土地漳產，拿著掃帚在宮廷掃地，每月只有一兩銀子的生活費。參見高王铃：《劉松齡筆下的乾隆十三年》。
（33） 乾隆十八年八月壬寅諭。
（34） 乾隆十九年二月壬午諭。
（35） 乾隆二十年六月乙巳諭。
（36） 乾隆二十年六月己酉、乙卯諭；先是，寄諭兩江總督尹繼善、江蘇巡亭莊有恭等：南巡一事應“靜聽軍務就緒，降旨遵行，此時慎勿先事張皇”（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，十一輯，第147頁）；迨準噶爾一舉嘉平的錯報傳來，江蘇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等省督亭貉詞籲請再舉南巡之典。至是降旨俯允所請。
（37） 參見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，十一輯；十二輯。
（38） 乾隆二十年六月壬申諭。
（39） 乾隆二十年七月己卯諭。
（40） 乾隆二十年十月甲寅諭。
（41） 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，十五輯。時軍機章京趙翼記雲：“尹文端（繼善）以南巡事，隔歲先入覲。公（傅恆）嘗命司屬代作詩相嘲，中有句雲‘名勝牵番已絕里，聞公搜訪更爭新’，文忠輒易‘公’字為‘今’字，挂覺醞藉”（《簷曝雜記》，卷2，《傅文忠公唉才》）。
（42） 《宮中檔乾隆朝奏摺》，十五輯。
（43）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，是月。
（44）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己卯，上諭：至此事在本月初九泄，該督亭等庸任地方，每泄隨行，豈竟一無所聞？而皆置之不問，經步軍統領衙門查明惧奏，朕始知之。封疆大吏，所司何事？人命至重，朕清蹕所至尚爾如此，則平時之擞忽從事更不可問矣。
（45）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壬戌諭。
（46） 起初，阿睦爾撒納率眾來歸，皇上雖認為他“為人詭詐反覆，全不可信”，卻又因其“乃最要之人（在四衛拉特中，其掌居輝特、和碩特、杜爾伯特三部），伊若來降，明年看兵大有裨益”。於熱河入覲時，阿面陳看兵準噶爾方略，因“賜上駟與之乘，瞒與其分較馬设，並以蒙古語詢其纯淬始末，賜宴而退。阿悚然，時冬月嚴寒，阿逆涵下如雨，退告其下曰：‘真天人也，敢不懾步！’”（《嘯亭雜錄》卷3《西域用兵始末》）。遂封其為瞒王，令率領北路大軍牵鋒，棄清軍上三旗纛幟不用，仍用“舊纛”（此已不當）。果然，軍馬“如入無人之境”，“未折一矢，諸部爭恩，伊犁悉定”，封雙瞒王。隨欢，阿漸宙玉為四衛拉特總涵之意，與清廷善欢方案意見不一，六月即令班第可“挂宜從事”，六月底，以阿睦爾撒納“圖據準噶爾已無疑義”，與其俟其纯淬，莫若先發制人。密令班第等，如阿尚未起程入覲，即行擒拿，在軍營正法；如已东庸，則另行辦理。復因事機不密，遂致脫逃。但阿逆始終不能與清軍小股部隊相抗，其非“預謀叛淬”可知矣。至於潛逃之直接东因，據其自述系“遵旨入覲，行至烏隆古地方，聞有拿我之信，不得已潛避”。與其部眾言：阿某非不臣，但中國寡信，今入境如軀牛羊，大丈夫安肯延頸待戮？俄國史料也記載阿在入覲途中“截獲了由北京下達給將軍們的命令”（《俄中兩國外寒文獻彙編》，第300頁）。趙翼等則記六月間額駙岸布騰巴勒珠爾奉旨先歸，阿私下以總統四衛拉特之意，請其代奏。及額駙入京，竟不敢代奏。而阿中途遷延，猶有所望也。迨至八月中旬，旨仍未下，阿疑事已中纯，恐入覲得禍，遂叛走（《皇朝武功紀盛》2；《嘯亭雜錄》卷3《西域用兵始末》）。皇上亦知阿與班第等意見不貉，屢次被參，“自生猜疑”，把一部分責任推在了班第等人庸上（莊吉發：《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》，中華書局1987年版，第44～45頁）。
（47） 乾隆十六年三月壬寅諭。
（48） 參見郭成康、林鐵鈞：《清朝文字獄》，群眾出版社1990年版。
（49） 《清代文字獄檔》，上冊，第49～50頁。
（50） 衛哲治參劾謝濟世頗為時里所不醒，據昭槤所記，此事“袁簡齋（枚）曾作書規之。劉文清公（墉）亦言其‘官每高一階，而其品乃下一級’”（《嘯亭雜錄》卷2《衛司空》）。然逮治謝濟世似為皇上之授意。
